姥爷家的老院不大，西南角长着一棵樱桃树。自我记事起，它便歪着脖颈，枝杈乱蓬蓬地伸向天空。

儿时最盼的是每年五月底六月初。樱桃由黄转红，直至红得透亮，似玛瑙悬在枝头。那时，姥爷便会搬来梯子，斜倚在树干旁，我扶着梯脚，看他提着小竹篮，一步步攀上去。他摘樱桃极有章法，专拣熟透的，捏着果柄轻轻一掐，绝不伤枝。我在底下仰酸了脖子喊：“姥爷，那边，那边还有一串儿！”他却总是不急不缓，摘完这串，再挪一步。

刚摘下的樱桃，他总先挑最大最红的递给我。我一把把往嘴里塞，汁水顺嘴角淌下。偶尔囫囵吞了核，他便吓我：“这下肚子里要长樱桃树了。”见我愣神，他又呵呵笑着宽慰：“傻丫头，逗你呢。”

有一年樱桃早熟，我馋得紧，趁姥爷午睡，偷偷踩着梯子往上爬。刚及半腰，忽闻一声“下来”。扭头一看，姥爷已立在屋檐下，目光平和却不容置喙。我乖乖滑下，他扶稳梯子，待我站定才缓缓道：“樱桃没熟透不能摘，跟人一样，时候不到，莫强求。”

彼时年少，只觉扫兴，如今想来，那是教我戒除浮躁，莫存投机之心。

樱桃树易招虫。夏日里，青绿的毛毛虫常伏在叶背。姥爷便戴上老花镜，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翻检。有时虫多，他能在树下站上一两个钟头。我学着他的样子翻叶子，听他念叨：“虫子不除，叶子就光了，树就结不出好果。”他还说：“树干净了，果才干净；人干净了，走到哪儿都踏实。”

姥爷是位老兵，年轻时曾在京服役，担任警卫工作。往事他鲜少提及，只知那支部队规矩严，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都有条线。这条线，他守了一辈子——被子叠成方块，毛巾挂成直线，走路脚下生风。老院里，笤帚必靠东墙，水桶定放西角，物有其位，用过即归。给樱桃树浇水亦是如此，他从不漫灌，只提桶一勺勺浇在根旁，浇透即止。“够喝就行，多了反是糟蹋。树跟人一样，不贪才能长久。”落地的樱桃，他一颗颗捡起，好的洗净给我吃，磕碰的、鸟啄的，便埋回树根下。“树养了人，人得养树。”他说。

后来我大学毕业，考入纪检部门从事宣传工作。得知消息，姥爷只淡淡点了点头。每次回去探望他，他最爱问的，便是近来又在哪里发了稿子。我告诉他，市报、省网，偶尔也投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。他耳背，听不清全名，却总认真追问：“登了没有？”我说登了，他便咧开嘴笑：“拿来给我看看。”他戴上老花镜，一字一句地读，眼神虽不如前，却从不敷衍。读罢叠好，压在茶几玻璃板下。

参加工作第二年，我写的稿子第一次登上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。我揣着报纸直奔姥爷家。他正坐在客厅里，看见我手中的报纸，起身擦净手接过，翻到那篇文章，许久无言。阳光斜照在纸面上，映着他斑白的鬓发。良久，他抬头看我，郑重点了点头。

多年后，重忆树下时光，方懂姥爷的深意。他说樱桃不到时候不摘，是教我守规矩、知敬畏；他说虫子见了就得清，是教我常自省、严律己；他说人干净了才踏实，是教我清白立身、坦荡行事；他说东西放该放的地方是本分，是教我履职尽责、不移其守。原来，那些话，从来不是说给樱桃听的。

一树樱桃，一生长课。姥爷骨子里的正直与坚韧，那些藏在田园草木间的朴素道理，无一不是我日后行走的基石。从事纪检宣传工作多年，我执笔为剑，弘扬清风正气，每每提笔，总想起姥爷在树下翻捡虫叶的背影——沉得住气，耐得住烦，该清的清，该守的守。

后来，姥爷年迈，老院易主，那棵歪脖樱桃树渐渐消逝在岁月烟尘里。我未曾特意回访，因我知道，那树、那甜、那些浸润着期许的话语，早已长在我心里。往后为人处世、执笔行文，想起它们，便知路在何方。（舞钢市纪委监委 高源）